中国在2017年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导致西方国家陷入极大的困境与手足无措之中。

　　2.由于中国拒绝接收垃圾，西方国家不得不寻找新的出口地，但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像中国那样庞大的垃圾回收和再生处理能力。

　　3.然而，西方国家在宣传“循环经济”的同时，实际却严重依赖于垃圾出口的便利，当中国和其他国家相继拒绝后，这种虚伪被彻底暴露。

　　4.目前，西方国家面临着垃圾处理设施严重不足、人力成本高昂、环保法规严格等问题，使得它们毫无抵御垃圾围城的能力。

　　5.专家预测，如果西方国家无法迅速找到出路，垃圾将淹没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威胁到这些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垃圾战争：你丢弃的垃圾的疯狂余生》（Waste Wars: The Wild Afterlife of Your Trash）是亚历山大·克拉普（Alexander Clapp）的著作，出版于2025年。克拉普是《》驻雅典的记者，全球化垃圾问题的资深专家，长期追踪全球垃圾贸易背后的故事，本书主要讲述中国拒收之后，西方国家没有能力处理自己产生的垃圾。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这段历程充满了全球化浪潮下的种种奇特现象与细节。

　　最初，中国并非主动选择成为垃圾进口大国，而是源于一种经济现实——原材料短缺与工业快速发展之间的巨大需求缺口。在经济高速发展的90年代初，中国对工业原料的需求迅速膨胀，而废旧塑料、纸张和金属作为廉价的原材料，开始受到青睐。那时，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正面临垃圾处理成本飙升的困境。富裕国家处理垃圾的成本高昂，尤其是劳动力费用极高，每处理一吨垃圾动辄要花费数百美元。因此，当廉价的“中国方案”出现时，西方国家纷纷抓住了这个契机。

　　当时，前往美国和欧洲卸货的货轮，满载着“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如塑料玩具、鞋子、家用电器等。当这些货轮准备返回中国时，却面临着“空船回航”的尴尬局面。空载回程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船运公司渴望找到能够在返程时装载的货物。这种情形下，“洋垃圾”成了理想的返程货物。于是，那些原本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在本国处理的垃圾，几乎免费地装上货轮，横跨太平洋回到中国。如此一来，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垃圾甚至超过了传统的大豆、小麦等农产品，一度成为中美贸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洋垃圾的主要聚集地在广东、浙江、山东等沿海省份的小城镇。这些地方迅速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垃圾处理产业链，甚至一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村镇一夜之间成为了全球闻名的“垃圾镇”。例如广东省贵屿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很快就以电子垃圾处理而闻名全球。每年有超过百万吨来自欧美的废旧电脑、手机、电视在这里拆解。当地居民将各种废旧电子产品逐个手工拆解，拆下的零件再通过火烧、酸洗等方式提取出金属。这些简单粗暴的方法，使得贵屿镇的环境迅速恶化。天空常年被黑色浓烟笼罩，溪流变成了墨绿色，酸性物质侵蚀了工人的双手和脸庞，当地居民甚至开玩笑地说：“这里的河水掉进去鱼都会溶解”。

　　浙江台州则是废塑料加工的天堂。台州曾聚集了几千家塑料再加工的小工厂，数以万计的工人日夜不停地清洗、分拣和再制造废塑料。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只要给我一吨塑料垃圾，我就能给你十万只塑料拖鞋”。台州的塑料加工产业如此发达，以至于每年都吸引了大量国际客商来此采购便宜的塑料制品。废塑料的回收经济甚至推动了当地居民的致富，塑料再生企业的老板们纷纷盖起了豪宅，购买豪车，塑料垃圾一度成为当地的财富象征。

　　然而，这种财富背后的代价也极其沉重。垃圾处理不仅带来了环境污染，更催生了大量地下产业链。广东、浙江沿海地区出现了许多“垃圾中介”，这些中介公司往往只是几个年轻人，一间简陋的办公室，一台电脑和几部手机。他们通过网络或电话与全球各地的垃圾贸易商沟通，将各种垃圾买卖信息发布到QQ、微信甚至国外的WhatsApp群里，迅速达成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交易。这些年轻的“垃圾掮客”们往往缺乏对环境的基本了解，甚至对垃圾的具体构成一无所知，却轻松赚取暴利。

　　此外，中国进口洋垃圾也诞生了一些极具创意却也颇为滑稽的现象。例如，有的进口垃圾箱内竟然装着来自欧美的废旧超市购物车或退役的圣诞树装饰，这些东西进入中国后，经过简单清洁和修补，转眼又在国内的超市或商场中重新出现。而在浙江义乌，这个以小商品闻名全球的城市，更是涌现了专门经营再生圣诞树、再生节日装饰的产业园，甚至一度向西方反向出口“回收再加工”的圣诞树，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全球贸易奇景。

　　进入21世纪，中国逐渐意识到了洋垃圾进口带来的严重环境后果。2013年，“绿篱行动”成为中国首次大规模限制垃圾进口的行动。当时中国海关严格查验进口垃圾集装箱，导致西方国家的垃圾大量积压港口，美国加州甚至出现了大批垃圾露天堆放数月之久的尴尬景象。2017年，“国门利剑”行动彻底禁止了24种洋垃圾的进口，至2018年，中国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这一禁令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垃圾禁令”，终于结束了长达近三十年的“垃圾进口大潮”。

　　当中国在2017年宣布实施“洋垃圾禁令”（National Sword）后，西方国家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与手足无措之中。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早已习惯将大量废塑料、纸张、电子垃圾等“回收废物”出口到中国，这种便利的处理方式使得它们从未真正直面垃圾回收的高成本与环境负担。当这条出口渠道突然被截断时，它们立刻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

　　最初，西方国家并未充分意识到中国禁令的严重性，仍然不断堆积垃圾并试图继续出口。几个月内，美国西海岸各大港口迅速囤积了大量等待运往中国的垃圾集装箱，仅洛杉矶港便积压了超过十万公吨的废塑料，港口附近甚至出现了垃圾堆积成山的景观，引发公众强烈不满。欧洲各国也陷入类似的困境。英国、德国、荷兰的大量垃圾无法运出，废料处理设施迅速达到极限，地方政府被迫将本该回收的垃圾直接送往焚烧炉或填埋场。

　　为缓解国内压力，西方国家不得不迅速寻找新的垃圾出口地。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像中国那样庞大的垃圾回收和再生处理能力。最初，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菲律宾成为替代目的地。但不到一年，这些国家也迅速爆发出环境危机。垃圾进口量暴增导致了当地严重的空气、水源和土壤污染，非法焚烧垃圾成为常态。菲律宾在发现加拿大运来的集装箱装满腐烂的垃圾后，愤怒的总统杜特尔特甚至高调宣布，要“将垃圾送回加拿大，否则不惜发动战争”，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西方媒体此时开始曝光了垃圾贸易背后的一些荒诞现象。比如英国一位记者曾尝试以自己已死的宠物金鱼名义申请垃圾经纪人牌照，结果仅用了四分钟，这只叫做“阿尔杰农”的金鱼就获得了经营垃圾贸易的正式资质。

　　随着东南亚各国相继出台禁令或严格管控措施，西方国家再次陷入绝境。这次他们又转向了土耳其，仅在短短一年内，超过二十万吨的欧洲垃圾涌入土耳其。大部分垃圾未经处理便被焚烧或偷偷倾倒在土耳其乡村，迅速造成环境灾难。土耳其农民伊泽丁·阿克曼家旁边突然被倾倒和焚烧的垃圾导致他的柑橘园绝收，这种真实案例迅速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克拉普指出，西方国家在宣传“循环经济”的同时，实际却严重依赖于垃圾出口的便利。当中国和其他国家相继拒绝后，这种虚伪被彻底暴露。英国环保组织甚至开始通过给塑料垃圾植入GPS追踪器的方式，追踪垃圾运输路线。他们发现，有的垃圾竟然经历了从伦敦出发，经荷兰、波兰等多个国家辗转三千多公里，最终抵达土耳其。这种全球长途跋涉的垃圾运输，成为全球化荒诞剧最生动的注脚。

　　西方国家最终发现，半岛体育入口面对堆积如山的垃圾，它们几乎束手无策，濒临生态毁灭的边缘。垃圾处理设施严重不足，以英国为例，全国超过一半的塑料回收厂因垃圾过量涌入而关闭；德国不得不启动紧急焚烧措施，原本用于回收的塑料瓶和包装盒被迫直接送进焚烧炉，导致空气污染急剧恶化。美国加州一些郊区甚至出现了“垃圾沙漠”——废弃塑料漫山遍野，居民出门时不得不戴上口罩。

　　更为绝望的是，这些国家短期内根本无法重建垃圾处理产业链。昂贵的人力成本、严格的环保法规，以及长期依赖垃圾出口而忽视基础设施建设，令它们毫无抵御垃圾围城的能力。2022年，英国《卫报》甚至悲观地预言：“如果无法迅速找到出路，垃圾将淹没我们的城市和乡村。”

　　在无路可退的困境下，西方国家终于被迫承认：他们长期以来建立的以垃圾出口为基础的回收体系已彻底破产。当世界各国纷纷拒绝接纳这些曾经轻易转移的问题时，垃圾反而变成了这些发达国家生存与发展面临的致命威胁。正如克拉普在书中尖锐地指出的：“西方国家此刻正站在自己制造的垃圾悬崖之上，而退路早已不复存在。”